美國9位工業及農業州參議員，於歐巴馬12月3日啟程至丹麥哥本哈根氣候談判會議前，致函歐巴馬，呼籲在達成排放減量協議時能運用邊境調整稅（border adjustments）或關稅措施。
　　這封信是由民主黨議員斯貝克特（Arlen Specter）發起，李文（Carl Levin）、強森（Tim Johnson）、施塔貝諾（Debbie Stabenow）、布朗（Sherrod Brown）、麥卡斯基爾（Claire McCaskill）、克羅布沙（Amy Klobuchar）、哈根（Kay Hagan）、貝吉克（Mark Begich）共同撰寫。
　　只要其他國家也做出「有約束力、可量化、可估算、可報告、可查核」的減量承諾，美國也應該提出有約束力的減量承諾。
　　另外，參議員們也建議美國與其他國家應規定獎勵目標，協助開發中國家透過出口潔淨能源及保護熱帶森林方式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1733：Clean Energy Jobs and American Power Act）」仍在本（11）月5日在環境與公共工程委員會中，以11比1壓倒性票數過關，其中只有民主黨蒙大拿州議員鮑卡斯（Max Baucus）投下唯一的反對票，而七名共和黨議員則是全數缺席。
　　巴瑟向媒體表示，早已預期鮑卡斯會投下反對票，因為鮑卡斯認為以2005年為基礎，至2020年溫室氣體減量20%的要求太高，減量20%對於依賴燃煤發電的西部各州如蒙大拿州及南部的鋼鐵州（Rust Belt states）將造成經濟損害。
不過，有了眾議院版氣候法案6月表決通過的先例，將有助於12月將在哥本哈根舉行的氣候變遷新協議談判。
　　鮑卡斯告訴研究人員，他對共和黨抵制修正案感到失望，因為他會試著採取較為容易達成的排放減量目標及相關行動，來支持本項法案，而不是拒絕出席。

　　眾所矚目、攸關於美國溫室氣體減量的「潔淨能源與安全法案」（HR 2454: The 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 2009）在今（2009）年6月26日以219票對212票，7票之差在眾議院驚險過關。其中，有8位共和黨代表贊成、44個民主黨代表反對，而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也親自上陣對法案進行遊說，因此，本法在眾議院的勝利可說是歐巴馬政府在溫室氣體政策上一大進步。

　　本項法案一共分成三篇，主要規定集中在第一篇，第二篇為定義，第三篇則為國際參與。法案的整體目的為創造與清潔能源有關的工作機會、達成能源自主、降低全球暖化的污染，以及邁向潔淨能源的經濟社會。主要政策手段則是鼓勵再生能源的開發使用、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標準，以及實施碳排放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

　　在碳排放的總量管制方面，本法案授權政府限制工廠、煉油廠、發電廠等相關產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其政策目標係以2005年為基準，2020年時溫室氣體排放量須降低17%；至2050年，排放量須降低83%。

　　同時，美國將仿效歐盟的排放交易制度，一方面發放排放額（emission allowances）給受到規範的產業，產業必須擁有排放額才能實施生產活動，並要求產業屆期應繳回與其年度實際二氧化碳排放當量相當的排放額，以達成總量管制的目標。在發放排放額的同時，美國允許製造業廠商在超額排放時，自國際市場購買美國政府依本法認可的排放權證。

　　有趣的是，美國之所以遲遲未能加入京都議定書、承諾具體的減量義務，主要因素仍在於產業國際競爭力的考量。換言之，美國認為如果只有美國實施減量，而包括中國、印度在內的其他主要開發中國家，並未同步實施溫室氣體排放減量工作，對美國並不公平。據此，本法案在第一篇的第四章（Title IV）「邁向潔淨能源經濟」（Transitioning to Clean Energy Economy）中，針對「初級產品」（primary products）進口做出規範，將對國際貿易產生影響。

　　首先，第四章的第761條闡明本章的立法目的，乃希望透過國際間的合作，有效降低人為溫室氣體的排放，避免因為本法的實施，直接或間接造成履行成本提高，導致美國以外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增加，產生「碳洩漏」（carbon leakage）的效

　　近來各方對於法國及美國提出課徵碳關稅議題興起了一陣討論，由於課徵對象幾乎鎖定不用負擔減量義務的開發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因此，中國第一財經日報於2009年6月15日整理出目前正方及反方之意見，並提出參酌正反兩方立場之新論，提供中國相關單位參考，以下為相關論點報導：

◆正方：碳排放權標準不可能單邊確立

哈佛法學院副教授費里曼的看法（Richard B. Freeman）如下：

　　碳關稅（Carbon tariff）目前在排放量上，尚未得到充分討論，亦即應該允許各國排放多少碳？環境科學家認為，地球只能承受固定的碳排放量，但並未說明應如何分配各國的排放額度，此乃兼顧氣候變化問題與國際貿易公平性的關鍵。在就排放配額問題尚未達成共識之前，碳關稅無法彰顯其成效。

　　譬如，若美國決心開徵碳關稅，就必須向其他國家明確表示其估計碳排放量。美國議員巴瑟（Barbara Boxer）所提之氣候安全法（S.3036: Lieberman-Warner Climate Security Act of 2008），其中便以美國現有減量措施為基準，作為衡量其他國家是否有具有相當行動的依據。這個法案確立的原則是，係將各國目前所佔的溫室氣體排放比重固定化，要求各國從該水平往下執行減量。按照這一標準，人口僅佔全世界5%的美國，可以分到全世界18%的溫室氣體排放權。

　　但如此一來，別的國家亦可能採用其他標準。例如，中國可以向人均排放量高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和歐盟國家等國）開徵碳關稅；印度也可以主張，目前排放較多的國家，未來只能獲得較少的排放權。若各國都單邊選擇對自己較為有利的溫室氣體排放標準，地球仍會受到溫室氣體過量所苦。

　　除排放標準之爭外，碳關稅也增加了貿易障礙，對全球經濟造成不利影響。經濟危機當前，碳關稅提供了政府官員一種保護主義的手段，而此時此刻，更需要堅持開放貿易。WTO規範並不足以解決此問題，目前已有部分人士批評WTO對於環境問題不夠敏感，而對仲裁各國的氣候變遷政策之爭，亦欠缺興趣。此外，通過WTO法律程序得到裁決結果，相當費時，走完所有上訴程序將耗時費日，屆時報復性關稅早就已經出爐。

　　目前各國當務之急，在於處理排放權分配標準，而碳關稅除對解決問題毫無協助以外，可能還會成為國際社會達成共同目標的新障礙。

◆新論點：修改WTO規則

　　然而，回顧以往，國際間存在的減量組織與協議架構是不充足與不完整的，世人多冀望COP15哥本哈根會議能達成全面有效性且具約束力之全球協議，遺憾的是，2009年底哥本哈根會議在兩週馬拉松式的談判後又落入以往的窠臼，無法達成有效的具約束力的全球性氣候協議，無疑地，未來減量的談判將會更加的困難，氣候變遷的衝擊將更形劇烈，人類已共同將地球推入於一個更加脆弱的境地之中，調適氣候變遷從今而後將是世界各國迫在眉睫不得不面對的因應措施。
溫室氣體排放具有全球性與共同財的性質（public bads），往往一個國家造成的碳排放，後果卻必須要相鄰國家，甚至全球共同來承擔；本質上，在自然的情況下，個別國家本身不會也不願有效減量，因為若每一個國家從本身利益的觀點出發，當他愈能作為一個白搭車（free rider）的乘客讓別國先行減量，他就能獲得越多的利益。
開發中國家則提出，已開發國家不合理的能源消費和工業高耗能結構，以及通過殖民體系和不平等的世界貿易體系對開發中國家進行的掠奪性開發，才是導致氣候變遷的根本原因，已開發國家應承擔過去的歷史責任，增加援助，改造舊的國際秩序，建立機會均等、權利平等、規則公平的國際社會民主機制。
　　附件一的國家如果達成減量目標，就可以將多出來的配額透過ET賣給其他國家，其他兩個機制則是透過計畫性質的減量，CDM是附件一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間透過計畫項目的聯合減量，而JI則是附件一國家間透過計畫項目的聯合減量。
在2007年的德國八國峰會上，美國雖然在歐盟各國巨大壓力下模糊同意「認真考慮」歐盟等提出的減量目標，但小布希仍表示不接受京都議定書中針對其設定的強制減量目標，轉而強調新能源技術和各個國家「自願減量」的重要性，以及開發中國家在氣候變遷中的減量責任。
　　就減量配額分配而言，各個集團的立場相當分歧，光譜的左邊要求的是追究歷史排放責任的「人均累積排放原則」，而光譜的右邊則是，依國情與排放歷史的無償免費配額的「祖父原則」，「人均排放」或「混合人均排放與祖父原則」，則是現行多數國家可以接受的看法，歐盟與傘型集團的國家，近年來亦已揚棄祖父原則，主張在一定的期程下，由祖父原則透過收縮與收斂可以過渡到人均原則，而許多開發中國家也同意了人均原則，因此，在民主多數決的情況下，應該是可以找出一條減量路徑，來符合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共同但有區別」的減量責任。
由這次的哥本哈根會議協商過程顯示，想要在這麼複雜與重要的議題上達成有效協議，需要極大的努力，同時需堅持會議程序透明、且保持民主的過程極為重要，否則就會像此次會議，會由少數共同既得利益者（中、美、印、巴西、南非等國）所把持，尤其是中、美兩國目前的排放早已分居世界一、二名，人均排放也都已超出世界平均水準，要靠其本諸良心共同減量制訂出全球性且具拘束力的氣候協議，根本是對囚徒累犯要求其立刻改過向善的緣木求魚之奢想，而由此所產生的最終決議定然會違背全球的利益，檢驗前面所提的理想的哥本哈根會議決議所應達成的四大事項，實際上卻連一項都無法達成，還必須靠未來的全球氣候會議彌補。
　　氣候變遷的衝擊除了來自國際減量的壓力外，逐漸加劇的氣候變化與氣候極端事件，對我國這種島嶼國家自然環境體系與人為社經體系的衝擊影響，也充滿了風險與不確定性，無論我國是否參與減量或未來全球是否能達成有效具約束力減量協議，未來的衝擊已勢不可免，尤其是在哥本哈根會議失敗後，未來全球的減排勢必更加困難，氣候變遷的衝擊力度將更形加大。
雨量、溫度、海平面上升與氣候的極端事件之變化，都將更為強烈，而氣候變遷衝擊所需的調適層面，較減量政策更加深遠與廣闊，且嚴重影響到了國家與國土的安全，包括了未來農糧與能源的安全、水資源供需的安全、自然生態與環境的安全、人民公共健康的安全、國防軍事的安全，以及社會與經濟的安全，凡此種種無不受到氣候變遷的強烈衝擊。